[AI 法律 13] AI 與選舉、政治宣傳、深偽識別

結論先講:散布候選人深偽影音是刑事犯罪,最重可處 7 年有期徒刑;選舉期間候選人本人另有一條「鑑識後 2 日內下架」的快速管道。

民國 112 年 6 月 9 日修正公布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(選罷法),新增第 51 條之 3,並修正第 104 條、第 110 條,把深度偽造正式納入選舉規範。所謂「深度偽造」,法律定義是用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,製作某人不實的言行,而且足以讓人誤信為真(第 51 條之 3 第 2 項)。

第一,刑事責任。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,散布謠言或不實之事,足以損害公眾或他人者,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;如果是用散布、播送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「本人」的深偽聲音、影像、電磁紀錄的方法犯這個罪,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(第 104 條第 1、2 項)。意圖營利者,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,並得併科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上 1,000 萬元以下罰金(同條第 3 項)。不論是不是製作者,只要明知為深偽而散布、播送,都可能落入這條。

第二,鑑識與下架。自選舉公告發布(或罷免案宣告成立)之日起至投票日前一日,擬參選人、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,發現廣播電視或網路上有本人的深偽聲音、影像,可以向警察機關申請鑑識。經鑑識屬深度偽造者,可檢附鑑識資料,以書面請求廣電事業或網路平台處理,並副知主辦選舉委員會(第 51 條之 3 第 1、3 項)。

廣電事業與平台接到請求後,應在 2 日內停止刊播,或限制瀏覽、移除、下架;未照辦者,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,000 萬元以下罰鍰,並令限期改善,屆期未改善得按次處罰(第 51 條之 3 第 4 項、第 110 條第 5 項)。平台還必須留存相關影音與委託刊播者資料 6 個月,發生訴訟時延長到裁判確定後 3 個月(第 51 條之 3 第 5 項)。

這條管道是「當事人申請」,不是主管機關主動命令下架;而且只在選舉期間、只限本人的深偽影音適用。期間以外或其他類型的不實內容,要回到刑事告訴、民事訴訟或平台檢舉。

對候選人與政黨的實務建議分四段:事前佈局(建立深偽應變團隊、準備官方澄清管道、與律師團隊建立緊急聯繫);監測(社群監測、AI 影音識別、支持者通報);事中應對(立即保全證據、申請鑑識、發布澄清、必要時聲請緊急救濟);事後追訴(對製作者、散布者追究民刑事責任)。

結論先講:我國目前沒有專門要求政治廣告標示 AI 生成內容的法律,但主動標示是降低爭議成本最低的做法。

選罷法對競選廣告已有幾項規範,例如媒體不得接受外國、大陸地區、港澳的個人或團體委託刊播競選廣告,並須留存廣告紀錄(第 51 條之 1、第 51 條之 2),但沒有要求標示是否使用 AI。民國 115 年 1 月 14 日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,第 4 條第 5 款宣示「人工智慧之產出應做適當資訊揭露或標記」,這是政府推動 AI 的原則,不是直接課予廣告主的義務。

國外方面,歐盟《人工智慧法》(AI Act)第 50 條要求散布深度偽造影像、聲音或影片者,揭露該內容係人工生成或操縱;歐盟另有政治廣告透明化規則,要求標示廣告主與贊助來源。美國聯邦層級目前沒有統一的強制標示規定,部分州已自行立法。

實務上的標示原則有四項:明顯位置(影片開頭或結尾、畫面底部、文字稿備註);清楚說明(「本影片含 AI 生成內容」、「以下對話為 AI 合成」);可追蹤的元資料(數位浮水印、Content Credentials 標準);跨平台一致(不同平台的版本標示相同)。

即使法律尚未強制,主動標示仍是競選倫理,也有助於建立選民信任。建議內部訂定「AI 生成內容使用準則」,寫清楚:哪些情境可以用 AI、怎麼標示、誰負責審查、發生爭議時怎麼處理。

結論先講:法律工具有好幾層,但最大的瓶頸不在條文,而在「證明是誰做的」。

境外 AI 干預,是指外國政府或其代理人運用 AI 大規模產製假訊息、操縱社群輿論、干擾選舉。我國因地緣政治情勢,長期面對這類威脅。

第一層,選罷法與刑法。散布不實或深偽影音,不論幕後是誰,都可依選罷法第 104 條處罰。刑法第 153 條處罰公然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令者。刑法內亂罪(第 100 條,須以強暴或脅迫著手)與外患罪(例如第 104 條通謀喪失領域罪)門檻極高,只有極端情形才可能適用。

第二層,反滲透法。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公布施行。受「滲透來源」(境外敵對勢力的政府、政黨或其派遣之人等)指示、委託或資助,而犯選罷法第五章之罪者,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(第 7 條);受其指示、委託或資助,從事選罷法第 45 條所列的競選宣傳行為(例如利用網路為候選人宣傳),也有刑責(第 4 條)。用 AI 替境外勢力散布深偽影音,可以同時落入選罷法與反滲透法。

第三層,國家安全法。涉及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,可循國家安全法相關規定處理。

行政與平台層面:我國沒有授權行政機關全面下架網路內容的一般性法律,只有個別法律在特定情形設有下架或限制瀏覽機制,例如前述選罷法第 51 條之 3。更常見的是與 Meta、Google、X 等平台合作,快速識別與處理境外操縱帳號;涉及國家層級的協調,則由情報、國安與外交部門處理。

實務上的核心難題是「歸因(attribution)」:即使識別出一波 AI 干預,要證明它來自特定境外勢力,技術上極為困難。通常只能靠 IP 來源、語言模式、傳播路徑、行為模式等綜合證據合理推論,難以達到刑事定罪所需的高度證明程度。因此境外干預的回應,常停留在平台層級的內容處理,而難追究法律責任。

結論先講:選舉期間最快的管道是選罷法第 51 條之 3 的鑑識下架與平台檢舉;法院救濟較慢,但能處理範圍更廣的情形。

從深偽影音出現到投票日,往往只剩幾天甚至幾小時。法律救濟若不能在這個時間內生效,對選舉結果就沒有實質影響。

工具一,鑑識後請求下架。依選罷法第 51 條之 3,候選人等本人經警察機關鑑識後,書面請求廣電事業或平台在 2 日內停播或下架(流程見第壹章)。

工具二,定暫時狀態處分。這是法院在正式判決前,先命對方暫時停止某種行為的保全程序。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,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必要時,可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,例如暫時禁止對方繼續傳播;法院在裁定前認有必要,還可依聲請先為緊急處置,有效期間不超過 7 日(第 538 條之 1)。

工具三,刑事程序。提出告訴後,檢警可依刑事訴訟程序保全證據、追查製作者與散布者。

工具四,平台檢舉。多數主流平台對選舉期間的深偽內容設有檢舉與處理機制,速度通常比司法管道快。

法律工具之外,假訊息查證是民主社會的長期防線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、MyGoPen 等民間查核組織在選舉期間扮演重要角色;涉及詐騙的訊息,可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。

對候選人與政黨,本所建議事先建立「選舉期間深偽應變預案」:法律團隊與緊急聯繫、官方澄清管道、社群監測、技術鑑定資源,以及與警察機關、選委會、平台的聯繫窗口。事件發生時可在數小時內啟動,把傷害降到最低。

結論先講:法律能處理個別偽造事件,但重建整體資訊信任,要靠法律以外的力量。

第一,資訊環境的根本變化。當「真假難辨」成為常態,公民做政治判斷的基礎就被削弱。

第二,言論自由與內容管制的平衡。對 AI 生成內容的管制,可能滑向對政治言論的廣泛審查。如何在保護民主與維護言論自由之間取得平衡,是各民主國家的共同難題。

第三,跨國治理。AI 干預是跨國問題,單一國家的法律工具有限,需要國際協作、平台政策與技術標準共同因應。

第四,公民素養。公民辨識 AI 生成內容的能力、對資訊來源的批判思考、對政治操縱的警覺,是長期最關鍵的防線。人工智慧基本法第 7 條也要求政府持續推動 AI 與倫理教育,厚植國民數位素養。

民主不是靜態的制度,而是需要持續維護的過程。每個世代都要面對新的挑戰,並透過法律、教育、文化的調整讓民主持續運作。AI 對民主的衝擊,是法律工作者、政策推動者、教育工作者與媒體從業者的共同課題。

本所長期關注此議題,並參與多項政策研議與民間倡議。對候選人、政黨、媒體、教育機構等客戶,本所提供選舉期間法律諮詢、深偽應變預案規劃、AI 政治廣告合規評估、媒體素養教育內容協作等服務。本系列接下來將討論國際監管比較與 AI 開發者責任鏈,完成 15 篇 AI 法律地圖。

常見問題